
近日,任教于纽约大学的哲学家、小说家阿皮亚(Kwame Anthony Appiah)为《人工智能的人文主义评论》(微软AI旗下杂志)撰文,由AI提升医疗诊断准确率、但削弱医生独立判断能力为切入点,重提19世纪英国哲学家约翰·密尔(John Stuart Mill)。密尔是一个“将卓越才智与极其令人钦佩的品格集一身”(罗素语)的人。在1859年出版的《论自由》中,他写道:“真正重要的,不仅是人们所行何事,而且还应包括如此行事者是何等样之人。”他认为人类最重要的“功业”是人自己。而且,“假使可以由一种人形机器来完成诸如建筑、稼穑、征战、断案,乃至修建教堂、祝颂祈祷等种种活动,把那些尽管目前生活于世界文明发达之域,但却无疑只是自然能够和将要创造出来的最贫乏标本的一干男女,置换成这些机器人,也将是一项相当重大的损失。”(孟凡礼译本)
塑造一个人的是他走过的路。密尔相信,自主性、个体性、主动培养自身的能力是美好生活的重要组成,而不仅仅是实现它的工具。一种改变我们思考、判断、关注或感受方式的技术,即使能提高表现,也可能让我们变得贫乏。
让人感叹的是,密尔描绘的情景在今天都已成为现实,而他的担忧也成了今天世界的普遍忧虑——技术使人沦为机器,算法将人消解。
密尔担心效率可能以牺牲人性为代价,这种忧虑源于自身经历。他由父亲、政治经济学家詹姆斯·密尔抚养长大,在边沁的影响下,从小就被灌输希腊语、拉丁语、逻辑学、历史、政治经济学和哲学知识。严格的教育让他异常博学,但他也开始担心这个过程让自己变得机械,成了一台推理机器,而不是一个全面发展的人。他描述过自己20岁时经历的精神崩溃,那时候他被训练得会思考、会行动,却不会感受、不会自主选择。而“自行选择生活计划的人,需要调动他的所有官能”。
阿皮亚说,伦理学的核心问题之一是“我们希望成为什么样的人”,传统意义上的伦理学研究的就是如何过好这一生。这不仅意味着做出正确的外在行为,还意味着成为一个能识别何为正确、出于何种理由选择,并以恰当的思想和情感回应世界的人。理性相当重要,要成为一个具有道德责任感的行动者,你必须自己推理。这一思想是欧洲启蒙运动以来直至康德的伦理传统核心。阿皮亚认为,即便如今的大语言模型(LLM)会在你与它对话时给出合乎道德的答案,你也不应该遵从它们的结论。你必须首先理解它为什么正确。因为只有经过自己深思熟虑的行动,才真正属于你自己。
理解你的处境,是一种只有通过实践才能获得的能力。亚里士多德认为,我们通过习惯化、通过实践来培养这种能力。美德不是规则或孤立的善行,而是稳定的性格倾向,是看待、感受和回应事物的方式,这些方式经过时间沉淀,最终成为第二天性。
理性之外,阿皮亚还提到良好的社会关系的重要性:友谊是亚里士多德关于美好生活概念的核心;家庭,即夫妻、兄弟和代际之间的关系,是孔子伦理观的核心。他还援引小说家艾丽丝·默多克的话,爱是“极其艰难地认识到,除了自己之外,还有某样东西是真实的”。
密尔也是通过人类之爱来解决自己的精神危机的。他自述他的康复部分来自阅读华兹华斯。另外,几年后他遇到了哈丽雅特,他们漫长而富有成果的智识合作由此开始。两人于1851年结婚,在她守寡两年后。《论自由》在哈丽雅特去世后出版,密尔在献辞中写道:“她是我的妻子,更是我的朋友,是我所有优秀之作的启发者和共同作者,她以对真理和正义的高超领悟给了我最有力的激发,她的嘉许是我最好的报酬。”
今天,花在网上的时间让我们远离了种种真实的相遇。阿皮亚说,一种主要由与AI的“对话”构成、交由AI来作各种判断的生活,无法培养人类发展所需的真实关系。未来,我们是会演化成一种新形式的人类社会,还是回归启蒙运动以来对人的理解,只能拭目以待。
